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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交易员的日常是什么样的?上班压力山大,下班醉生梦死?读完这篇文章,你可能对女交易员这个群体有一个新的认识。

  清晨6点,小萨被枕边白色黑莓手机的闹钟叫醒。

  起床胡乱梳洗后,小萨迅速出门。她要在7点之前,从位于香港九龙奥运的家赶到中环IFC的办公室。

  遇到来不及时,小萨有时会跟住在附近的同事一起打车。这样两人可以分摊70块的西隧过海费。但大部分时候她都坐地铁。

  清晨6点40分的地铁已经挤满了睡眼惺忪的蓝领和学生。小萨偶尔能在车里碰见其他几个也住在九龙方向的同事。

  小萨早已经习惯了早起。几年前,小萨在芝加哥大学读 MBA 期间,曾经到总部位于加州、全球最大的债券经纪公司 PIMCO 实习。为了准备东岸的开盘,小萨连续两个半月,每天凌晨3点45就起床。她凌晨4点半就得到公司。

  那时小萨住在加州州立大学Irvine分校的校园里。清晨4点,小萨出门时,整个校园一片寂静,她唯一能听到的,是自己高跟鞋踩在地上“叩叩”的声响。

  芝大MBA毕业后,小萨回到香港工作。她供职过私人银行,五年前成为一名卖方的销售交易员(Sales Trader).

  工作日的清晨,坐在明亮整洁的港铁车厢里,小萨有时会想起大洋彼岸,凌晨4点寂寞的高跟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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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萨走进位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办公室时,已经是早上6点50分。许多同事都已经到岗。

  小组有12位交易员,除了她,其余都是男性:一名马来西亚同事、一名泰国同事、两名香港同事、几名欧美籍同事——其中一位是前美国大兵。

  小萨加入团队后,曾经有另一位女同事来干过一阵子,但受不了压力,走掉了。

  小萨的桌子上立着四个屏幕,三下一上。桌面上唯一跟工作没关系的,是一盆水栽植物。

  8月的香港依然闷热不堪,但“冰火两重天”是香港夏日的常态,高级写字楼喜欢把空调温度调低到可以穿毛衣的程度。小萨随时都得披上一件外套才不会被冷得瑟瑟发抖。

  参加完早上7点的晨会,等同事打电话向中环“福满园”餐厅订好粥,小萨这才有时间跑到洗手间去化妆。为了节约时间,她每天带化妆包上班,“办公室所有男同事都见过我素颜的模样”。

  小萨的好朋友、活跃于深港两地的高频交易员婷姐说,销售交易员这份工作就是“面对机构客户的华尔街之狼”。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华尔街之狼》讲述过股票经纪人乔丹凭三寸不烂之舌,靠贩卖“仙股”(Penny Stock)的小公司给客户从而收敛巨额财富的故事。

  抛开销售交易员的狼性不提,近年来欧美投行交易角色退后,销售角色放大,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机构对投行交易限制重重。小萨所在的Sales Trading部门如果要做交易,出发点必须是帮客户解决需求,而不是银行自己为了赚钱去承担风险。

  对小萨来说,销售是比交易更重要的任务。说白了,他们要靠佣金吃饭。

  小萨的客户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的大型公募、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不少都是十亿、百亿的规模。“几乎所有你能想到名字的基金,都是我的客户。”小萨说。她的要职责是给客户投资建议,帮他们下单并执行交易。

  一般来说,卖方机构的研究员会对公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一个公司基本面可能几个月都不会变,但市场会上上下下。小萨会结合研究员的报告,并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向客户推荐股票。这不但考验她的经验、判断、执行力,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跟客户维护关系、长线作战的生意。

  2

  销售交易员这份工作的节奏紧随市场起伏,忙起来争分夺秒,比打仗还紧张。

  2015年亚洲市场大涨,小萨常忙得要飞起来,“十个客户同时出现,我五秒钟内要应对五个客户”。

  交易员大部分时间都单打独斗,偶尔也互相掩护一下。最忙的时候,小萨一整天都没时间吃饭,甚至来不及去洗手间。

  2015年4月,A股爬上4000点,人民网一篇题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文章,一时疯传。

  那时,小萨感觉到有点危险了。“当时问题在于,这个类似于国家牛市,不知道国家想要怎么收场,就觉得周围人全部都在用杠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刹住脚。”小萨所在的位置让她能看到所有客户、大资金的走向,这给了她观察市场大局的一个绝佳视觉。

  7月,市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大家心理上比较脆弱,一只脚在门内,一只脚在门口已经随时要逃,只是对于里面的Party还有一些留念。”

  到了八九月,救市措施失效,市场开始恐慌。有的客户在恐慌的氛围里表现十分激进,直接丢一张单子给小萨,让她把上面的股票在一天内全部卖完。

  由于客户的股票持仓量相对于股票成交量挺大,如果真的一天卖完,可能会把股票价格砸低几个点。

  遇到这种情况,小萨会问清原因。如果是风控需要砍仓,或者被赎回了,自然没话可说。如果是调仓,她会跟对方解释这样卖下去对市场的冲击,建议他们分两三天来卖,这样市场有一个自然吸收的过程。

  那段时间,小萨也有客户通过做空对冲风险。但做空本身很难,不仅需要操作人对公司的基本面比较了解,还要掌握好时机,否则就算长期看对了,也很容易被逼空(short squeeze).

  “就像当年多少人看空日元,觉得这个国家的基本面完全不能支撑它那么高。但这么多年,多少人死在了short日元的路上。”小萨说。

  2015年股灾期间,小萨既累又亢奋。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她时刻感觉到形势的危险,“但凭自己一己之力也根本刹不住脚”。

  3

  经过2015年的疯狂,市场在2016年趋于平静,小萨和同事们节奏也随之放缓。

  好处是小萨落得轻松一点,交易时间能有空去上上洗手间,跟同事插科打诨一下。坏处是去年底子太好,今年业绩目标可能完不成,年底奖金要打折。

  有业绩压力在身,小萨随时都紧绷着一根弦。

  作为应该信息灵通的卖方人士,一旦有新闻或者政策出台,小萨和同事就得打电话给客户,希望他们在仓位上有所动作,避免被同业竞争者抢了先机。

  哪怕有时她认为某个消息对长线投资并不会产生影响,属于“噪音”,她也必须知情。

  比如遇到某地方政府就房屋限购出台新规,虽然小萨认为这对房地产公司的基本面并不会有影响。但客户打电话给她时,她也必须有准备,不能一问三不知。

  她把这形容为巨大的“信息焦虑感”。

  为了让自己每天都在最佳状态运转,小萨强迫自己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就要上床睡觉,两部手机全部关机。

  “我是没有夜生活的。”她说。

  这份工作要求交易员必须十分细致。有时客户会直接通过邮件发送一个股票的单子来让她买卖。稍不留神,小数点错个位,或者多个零少个零,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小萨曾亲眼看见头天晚上喝酒到宿醉的男同事第二天上班连续出错,被公司警告。

  她不允许自己犯这种错。

  理论上,小萨希望每年200多个交易日,自己每天都像机器一样,一个错都不出地运转。

  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心情有起伏,身体状态也有高低,小萨也有力不从心时。为了避免状态不良影响发挥,偶遇身体不舒服她宁愿请假,也不硬撑。

  “以前对自己很生气,觉得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一直精力充沛?现在我已经开始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她说。

  工作五年来,小萨是全组出错最少的交易员。

  4

  小萨把跟男交易员一起工作形容为“一起打仗”。但战友之间也难免有冲突。而作为办公室的少数性别,小萨明白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各种偏见。

  当她还是新人时,常常面临这样的质疑。

  刚刚开始做销售交易员大概半年左右,小萨因为客户的事情跟一位男同事员吵了起来。

  当时,小萨的客户,一家中资基金,和同事的客户,一家外资基金,同时要买一只股票。

  由于市场卖盘份额有限,按照外资投行所谓“公平交易”(Fair Trading)的不成文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时,两个客户需要一起去分这个份额(Split the Print),才不会因为两家竞争把价格买上去,引起市场波动。

  虽然这是投行不成文的规矩,但很多客户,特别是中资客户并不在意。作为买方,这里买不到,他们也随时可以通过别的券商买。

  “客户催我,你到底买不买,不买的话,赶紧把单子给我撤回来,我走别家。”小萨帮客户买掉了全部份额,股票价格上去了3个百分点。小萨同事的客户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外资,遵循“不能占市场交易量30%”的规则,自然不高兴。

  同事告状到老板那里。老板对她一阵怒批:

  “你怎么搞的,上去3个pct?”

  “没办法,我客户有投资的需求,他们今天必须要拿这么多量。”

  “不行,你要来split这个print,这影响到了我们的fair dealings原则,要是证监会找茬怎么办?你要manage你的客户!”

  被老板骂完,小萨一个人躲到洗手间去掉眼泪。那是她第一次在办公室掉泪。

  几分钟之后,心情平复的她又回到电脑前开始工作。

  事后客户告诉小萨,当时着急是因为如果买得太慢,自己的投资决策会受影响。

  回想起这次冲突,小萨认为这是习惯了A股的中资基金在进入成熟市场时必然会发生的。

  A股的波动性很高,上下波动5个百分点很正常,但其实越成熟的市场,波动性越小。

  “很多A股的客户过来,他说这个股票,我看涨50个pct、100个pct,不在乎它今天涨了3个pct。那就买吧。”

  然而,许多外资机构习惯了发达市场的低波动,自己也有严格的风控要求。如果这个单超过市场成交量的30%,或者市场价格波动了5%,就不买或者不卖。

  小萨的客户90%都是中资机构。在她看来,他们并没有违反港交所或者证监会的规定,只是并不认同“外国投资人”认为市场该怎么运行这一套而已。

  后来,小萨还不断遇到类似的情况。她学会更好地去化解冲突,会跟客户解释,其实“公平交易”的原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弊有利,因为说不定下次他们就是后来买入的那个人。

  5

  小萨进入金融行业,走上交易这套路,跟她敢想敢做的性格密不可分。

  当年,小萨的父母曾一心想让女儿在四川老家上个银行或者邮电专业的中专,早点工作。

  小萨那时年纪虽小,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些想法。她喜欢看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她想继续念普通高中、考大学,最后当个外交官,周游世界。

  中考结束后,小萨在父母的坚持下去参加了中专体检,却故意没有做完最后一项检查,导致中专落榜。

  不知情的爸爸跑去质问招生老师:为啥我的女儿成绩第一名,你们不录她?

  三年后的高考,父母觉得女儿读个离家近的四川大学就不错了,小萨却执意要出远门看看。

  她报了提前录取批的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招人少、分数高,她没上。结果她被当时还不太火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误打误撞开始学商科。

  大学毕业后,小萨留在北京工作,成为了一名债券交易员。初出茅庐的她很快在交易中充分体会到了数字的魔力,同时也感受到金融和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债券交易员整天要盯着GDPCPI看,这些宏观的数据动不动就会影响她上百万、上千万的头寸。但宏观的东西离小萨的生活似乎太远,让她觉得很“虚幻”。

  “你去吃碗面,会想到哦,今天CPI涨了3%,所以这个面涨了3%吗?”她说。

  一直到后来职业发展、转型,小萨慢慢转到股票投资的领域,她才觉得自己稍微“接地气”了一点。

  这几年,逢假期小萨就像脚板心像抹了油一样全世界到处跑。迄今,她一共去了30多个国家,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风景地理。

  出门在外,小萨不断地提醒自己,世界不都是像香港这样。

  “你在抱怨这两三百的一餐不好吃的时候,其它地方人家吃个二三十的饭菜也觉得很开心。”

  在芝加哥大学读MBA时,小萨争取到跟同学一起去非洲的博茨瓦纳当志愿者,宣传预防艾滋病,连续一个星期不能洗澡,也没什么水喝。

  小萨强烈地感觉到那里的人跟动物一样,不过也是一个生命而已。“可以产生,也可以熄灭。”

  几年前在印尼,小萨半夜三点爬起床,冒着极浓的硫磺烟,背着佳能5D Mark3,去看只有半夜才能看到的火山的蓝色烟火——火焰像幽灵一样美。后来连续一个星期,她都感觉呼吸里有一层硫磺味。

  旅游让小萨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和阅历。她开始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本质。成长的过程里,曾经的优越感被慢慢磨平。她开始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普通和平庸”。

  6

  今年是小萨在香港生活的第七年。她开始思考职业和人生的下一步。

  小萨从MBA毕业后,一直待在大投行。但她明显感觉国际投行近年在亚洲的竞争优势在慢慢降低。许多银行开始瘦身,巴不得把一个人当两三个人来用。而且每个投行卖的产品“都差不多”,怎样去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销售交易员这份工作,小萨做得得心应手,也给了自己挣来了体面的生活,但并不能完全满足她精神层面的需求。

  销售的压力要求小萨为业绩做出妥协,要求她理性,抗压;不能很感性、脆弱。她的另一面因此一直被压抑。

  跟朋友聊天时,她会开玩笑说自己怎么做了这么一份“充满铜臭味”的工作。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小萨觉得自己可能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像师,或者是一位服装设计师。

  过了“三十而立”的坎后,相对于赚钱,现在的小萨更急迫地想要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的价值”,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两年愈发强烈。

  香港社会价值高度趋同。小萨身边的人大部分都做金融,当律师、医生,追求赚钱、养家、成名。她想跳出这样的单一性,找到一条自己的路,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个印子”。

  交易场上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觉得炫酷,但小萨一直清醒,她知道这些数字跟自己关系并不大。

  25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小萨在北京跟两个同事一起,做了近20亿美金的交易,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

  她记得刚刚满25岁的自己坐在桌前,写了一篇日记,记录当天的工作和心情。

  “从那之后,再大数目的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我仅仅是要确保不要搞错几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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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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